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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哪家銀行不想走在國際前列。
經歷了疫情和一系列復雜地緣沖突的國際銀行業務，交出了自己的成績單。

扭轉2020年下滑兩位數的狀態，國有大行中，建行、工行、農行2021年境外利潤重返兩位數增長。同期，交行與中行則小幅下降。

2021年年報顯示，建行集團商業銀行類境外分支機構實現凈利潤75.24億元，較上年增長29.28%;工行境外報告期稅前利潤34.14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3.2%;農行2021年境外機構全年實現凈利潤7.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約87.8%。

交行境外銀行機構實現凈利潤57.01億元，較2020年的61.09億元微幅下降約6.68%;中行該數值為71.24億美元，較上一年下滑約3.57%。

中資銀行的機遇與挑戰

國有大行海外利潤2020年經過兩位數的同比下滑后，2021年迎來反彈。2020年，按照各大行的口徑，中行、工行、交行、建行、農行海外業務利潤對總利潤貢獻值約為3%、5%、7.8%、2.13%與1.2%。

惠譽金融機構評級董事徐雯超和林國基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中資大行2021年海外利潤的改善主要是由于與疫情高峰相比，企業經營活動恢復，減值支出減少。中資大行的主要優勢在于人民幣和跨境業務，因其與內地實體的關系由來已久，且內地實體正在向海外擴張業務。如，中國銀行(601988)在香港和澳門擁有強大的零售業務，但內地銀行在海外市場的零售滲透率普遍較低。

中金公司研究部銀行業分析師林英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中資大行海外業務經營中的優勢包括能夠把握“一帶一路”倡議、人民幣國際化、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全球綠色可持續發展、中國與周邊國家擴大貿易規模等的業務機會，發揮貸款、結算、貿易融資等方面的優勢。

中資銀行的挑戰在于，進一步滲透至當地市場，以及提供與大型跨國銀行類似的有競爭力的產品。

林英奇認為，中資銀行需突破的是，在中資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為企業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以及對海外當地客戶的開發過程中面臨國際金融機構競爭的問題。

對于上述業務，年報顯示，2021年末，中行在全球27家人民幣清算行中占有13席，繼續保持同業第一，在CIPS直接參與者和間接參與者數量保持同業第一。2021年，中行共辦理跨境人民幣清算業務632萬億元，同比增長超34%。

2021年，建行完成跨境人民幣結算量2.67萬億元，較上年增長23%;交行在報告期內跨境人民幣結算量約為1.21萬億元，同比增長60.50%。

工行同期跨境人民幣業務量突破8.5萬億元，比上年增加約18.06%;農行2021年全年跨境人民幣業務量2.11萬億元，較上年增長約21.97%。

境外分支機構“數量增長轉質量”

業務需要依托機構和員工，其中，大行有著疏密程度不同的海外機構網格。

本著“持續優化全球化網絡布局”的思維，截至2021年末，中行境外分支機構為550家，覆蓋全球62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包括41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

同期，在“穩步推動境外業務發展和機構網絡建設”下，建行商業銀行類境外機構覆蓋30個國家和地區，累計34個境外機構，其中包括全資擁有的建行亞洲、建行倫敦、建行俄羅斯等子銀行。

工行足跡更為廣闊。截至2021年末，巴拿馬分行正式開業后，該行在49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421家境外機構，通過參股標準銀行集團間接覆蓋非洲20個國家，并在“一帶一路”沿線21個國家擁有125家分支機構。

交行在全球18個國家和地區設有23家境外分(子)行及代表處(香港、紐約、倫敦、新加坡、東京、法蘭克福、盧森堡、悉尼等地)，境外經營網點69個。該行在年報中稱，目前已形成了覆蓋主要國際金融中心，橫跨五大洲的境外經營網絡。

農行境外機構脈絡略顯稀疏。該行境外分支機構包括13家境外分行和4家境外代表處。同時在18個國家和地區擁有22家境外機構和1家合資銀行。農行表示，已初步形成了覆蓋主要國際性、區域性金融中心和雙邊往來密切國家(地區)的跨境金融服務網絡。

境外機構多少的不同，反映在工作人員數量的差異。

大行中，中行境外員工最多，占總員工比例也最高。2021年末，中行除中國大陸外員工共計25414名，占總員工比約8.3%;工行境外機構員工15856人，占比3.65%。交行、建行、農行境外員工為2577人、1343人與726人，占比約為2.86%、0.38%與0.2%。

全球經濟復蘇在2022年仍將延續，區域合作將被繼續推進，大行境外機構由此置身在較好的外部環境，前者也勢必會在今年對海外業務謀篇布局。

覆蓋62個國家和地區后，劉金表示，中行將推進境外機構從數量增長向質量提升轉變，繼續穩妥推動區域整合，亞太機構協同機制將覆蓋RCEP全部境外成員國，同時按計劃推進歐非中東地區機構區域化管理，初步建成歐盟IPU區域總部，不斷提高區域內協同服務能力和管控水平，持續提質增效。

“工行將打造一批‘一帶一路’優質標志性項目。”工行副行長張偉武稱，該行同時將聚焦綠色金融領域，結合綠色低碳產業特點，探索可行的融資模式。

重點區域同為工行今年的業務焦點，張偉武補充，該行會緊抓金融市場雙向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機遇，把握RCEP生效機遇，推動擴大在RCEP區域的跨境人民幣結算與融資規模。

與其他大行同伴相比，較為不那么國際化的農行將全球足跡重點落在“綠色金融”域內。農行副行長張旭光介紹，農行會堅持開放合作，秉承開放包容原則，加快推動綠色金融業務與國際接軌。

強化海外資產管控

機遇與風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面對復雜的地緣環境，各家銀行稱將強化海外資產管控。

在業績發布會上，工行副行長張偉武表示，世界疫情疊加地緣政治，引發了供應鏈中斷、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商業銀行的國際化經營由此面臨不小的挑戰。

但他提醒，另一方面，中國經濟保持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態勢，關于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戰略，以及“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戰略，給商業銀行國際化帶來了新的機遇。

“復蘇可能呈現分化趨勢，不均衡性、不確定性仍然存在。”劉金說，當前發達經濟體正在推動或醞釀貨幣政策轉向，加息環境對中行境外經營整體有利，但主要發達國家貨幣政策有溢出風險，新興經濟體金融風險加大，需要持續關注。

劉金稱，總體而言，中行在新興經濟體機構的資產、收益集團占比不大，影響有限。

盡管影響有限，中行后續將強化海外資產質量管控，加強海外機構行業組合管理，主動控制受疫情影響較大行業的組合占比，優化國別風險評級和限額核定規則，將國別風險總體控制在合理水平。同時，中行將持續關注境外疫情發展變化、縱深推進境外風險管理，有效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和監管趨嚴的要求。

據張偉武介紹，下一階段，工行將密切關注全球金融市場波動風險、信用風險、合規風險、地緣政治風險，從而做好境外經營風險防范。其中包括，根據外部形勢變化，持續優化境外網絡服務體系，靈活調整優化相關的業務發展策略，加快境外合規和風控的長效機制建設，統籌好發展與安全。

交行行長劉珺綜合國際與國內的環境看待風險。“無論是從國際環境看，還是國內環境看，經濟的下行壓力都是多重且多元的。”劉珺說，俄烏之間的沖突加劇了供應鏈沖擊，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行，使通脹成為一頭難以馴服的怪獸。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從經濟端找尋答案似乎并不特別容易。

“我個人的感受是，交行要在2022年持續向資本市場與投資者交出一個滿意的答卷確實有一定的難度。”劉珺說，但從樂觀的角度出發，政策面上的可以啟用多個工具。“宏觀政策面創造了一個較好的環境，使經濟得以穩定在一定的均衡區間。”即便中國2022年的經濟的增長目標為5.5%左右，中國仍會是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和主引擎。而基于此結論性判斷，金融機構在其中一定會大有所為。

林英奇稱，當前環境對中資大行海外業務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信用風險管理能力、業務協同能力以及地緣政治沖突帶來的合規風險等。

分析師認為，外部不確定性或會在短期內影響銀行向海外擴張的意愿，而外部需求減弱和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變化可能會影響一些借款人的資產質量。盡管如此，由于多數中資銀行的海外貢獻普遍較小，二者預計其海外風險敞口的潛在資產惡化將是有限的。

惠譽認為，過去10年，中資大行迅速擴大了其海外業務，目前已遍布大多數主要發達市場。二者補充，然而，其業務模式仍然相對簡單，主要集中在跨境人民幣結算、國際貿易融資和銀團貸款。由于這些銀行的全球化努力是為了在中長期的海外擴張中更好地服務于其大陸客戶，盡管面臨短期內新冠疫情的挑戰和業務中斷，中資銀行將繼續利用在海外市場的專業知識，逐步提高它們的貢獻和應變能力。

戰略上，未來中資大行海外業務總體上可能仍以服務國家重大戰略、企業“走出去”為主，鞏固亞太地區的優勢、深入挖掘發達市場的業務機會、高質量拓展一帶一路地區相關市場，以及更好管控其他新興市場的風險。